2004-02-20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标志，城墙则又是城（市）的重要标志。恩格斯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耸入文明时代了。”城市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确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城市的发展，逐渐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最为集中之地。一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城市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国很久以前就有了城市规划。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存遗存考察，我国在公元前1000年前就已经有了完整的城市规划理论了。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考工记》上，专门记载了周初（公元前10世纪）关于城市规划的内容。书上说：“匠人营国（国是都城），方九里，旁三门。国中（城内）九经九纬，经涂（涂既道路）九轨，环涂七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两千多年来，这一城市规划的理论不断在各个朝代的都城中得到体现。元、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就是反映这一王都规划理论的一个例证。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与这理论相对应的按照自然地形布局的城市规划理论，即《管子》一书上所记的：“凡立国（即建都城）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城市规划的理论，适应了我国广大地区不同自然环境的需要，在两千多年来的城市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如汉长安这一盛代王朝的首都也采用了这一原则，其城垣、街道就是按照渭水的曲折形式进行规划的。其余诸侯小国或是州府县城也都根据自然的地形情况采用了这一因地制宜的规划原则。

　　我国许多古代城市一直沿用这一规划原则，成为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有不少在历史上曾经是重镇名都，但早已成为废墟遗址，如西周丰镐、洛邑，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春秋战国时期的齐临淄、楚纪南、鲁曲阜、赵邯郸、燕下都以及秦咸阳、汉长安、隋唐长安、宋东京、南诏太和城、辽上京、中京等等。这些古城遗址不仅反映了历代城市规划的情况，而且内容丰富，反映了历代人民生产、生活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在学术研究上有很大价值，因而国务院也把它们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国古代城市从天子的帝京到郡、州、府、县以及一些镇、乡都有城墙和护城河。城墙上有城门、城楼、角楼、墙台（亦称马面）、敌楼、宇墙、垛口（亦称雉堞）等防御工事，构成了一整套坚固的城防体系。

　　城墙，除了它屹立高峻的墙壁和耸入空中的城楼作为古代城市和城堡的重要标志之外，它主要的功能还在于防御。如壕沟、栅篱、土石围堤等等，远在恩格斯所说的“文明时代”以前就有了，这在中外许多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都有证明。这里，我还想补充一个情况，城墙的功能除了一般人认为它主要是防御敌人的进攻之外，还起着抵御给人类带来最大危害的洪水的作用。我国现在幸存下来的不少著名的古城墙，如安徽寿县、江西赣州、湖北荆州、浙江衢州等城墙，就是因为它们的防洪功用才未被“拆城风”所殃及，从而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浙江临海（台州）的城墙，其瓮城、马道等结构与形式都是为防洪而专门设计的。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城墙修筑的历史非常悠久，修筑的技术甚为高超，城墙的类型非常丰富，城墙的数量非常众多，除了大小城市之外，还有许多村寨民居，陵墓寺观、坛庙祠堂等等也都建有防御性的高墙厚壁，与城墙的性质和形式结构完全一样，其规模与结构有些已超过了小城市。若以城墙这种建筑类型的历史和规模来说，恐怕是世界其他许多文明古国难以比拟的。就以最近发现的郑州西山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的城墙来说，它比两河流域和埃及等近五千年前的古城遗址更为古老。司马迁《史记》上记载“夏有万国”、“夏有城廓”，说明当时古城之多，不可胜计。如果以城墙的前身防卫工事构筑物来说，可上溯到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山洞穴居洞口设防措施。6000多年前的西安新石器时代半坡村遗址周围的宽壕深沟，正是城与壕这种完整结构的早期实例。至于像南京明代城廓周围180里（实测60多公里）的巨大规模，1500年以前赫连勃勃万城蒸土夯筑的筑城工艺技术，更是在世界上很难找到的。

　　城墙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建筑一样，它不仅有其用途上的功能作用和其修筑的高超科技水平，而且有其高度的艺术性。我国古代的城垣建筑，不仅工程坚固，而且在建筑艺术上也有高超的成就。现存北京的正阳门（前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西安城墙的城楼、箭楼等等，莫不以其坚固的城墙、高耸的城楼、宽广的护城河（亦称城壕或隍）显示出雄伟壮观的气势。北京故宫紫禁城的城角楼，飞檐折角，重檐金顶，倒影护城河中，确是一幅优美的画图。现在保存较为完整的城墙有辽宁兴城、湖北江陵、山西平遥、福建诏安、广东肇庆等等，尤以陕西西安城墙规模最大而又完整，它是明王朝初期封藩秦王的城廓，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城垣，如山东蓬莱戚继光备倭水城，是用来操练水军和停泊战舰以防御倭寇入侵的。还有北京卢沟桥的明代“拱及城”（现称宛平城，民国时才将县署移此）是专门防守卢沟桥的桥头军事堡，其布局也与一般城市不同，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城墙，作为历史的文物，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冷兵器时代那种防卫功能早已消失。200多年的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就已经把长城视作“但以雄关存旧迹、但留形胜壮河山”的历史遗物来保存了。一般城市的城墙，真正作为历史遗物退出历史舞台，是在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建国之初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文化部发布的文物保护法令中都把城墙作为文物中的一项列入了保护的范围。但是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使许多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城墙遭受了破坏。据初步估计，长城保护较为完整的只占约百分之五、六而已，还能看出痕迹的也不过百分之几，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尚留局部或残好相间的古城墙，也已不多，大多数古城墙已完全消失了。为此古城墙的保护，已刻不容缓。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大发展，商业性大开发中，保护凤毛麟角的古城墙，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尤为重要。不久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古长城被推掉、湖北襄樊樊城古城墙被夷平毁坏。目前特别要重视小城镇和村庄城墙的保护，以免在城镇村社大开发中使有价值的城墙遭到破坏。“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对古城墙来说，仍然十分重要。

　　关于城墙的修复和复原问题，半个世纪来一直不断在进行。长城的维修工程，做得最多，取得了很多的经验，自1984年邓小平同志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之后，把长城的各种保护维修又推向一个高潮，不仅使许多行将消失的长城城墙与关隘、城堡得以免除消失之灾。而且也推动了其他城市村镇城墙的维修工作，北京、南京、平遥、荆州、襄樊、兴城的城墙等等都得到了抢救保护。

　　城墙是体量极为宏大的文物，不少的城墙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还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名录，很多城市的城墙对于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历史、政治经济、军事防御工程技术等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城墙在发展旅游事业中，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北京、南京的城墙城门、平遥的城墙城门、西安的城墙城门、临海的城墙等等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参观的重要景观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