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4-11　　

　　当人类迈进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新世纪的刺激和梦想已经变得平淡无奇，地球并不因为四位数字的改变而更加美好和值得期盼，饥饿、贫困、恐怖主义依然存在；但毕竟没有千年虫的困扰，也排除了彗星撞地球的恐惧，人们仍然拥挤着、喧闹着，迷恋在世界五光十色的大游乐场里，改变的只有拥挤的密度和广度。在人口和人工物呈指数增长的条件下，作为现代信息的载体和人们行为的发生器和展示台——城市和建筑又引发了人们新的争论和反思。

城市与建筑的历史碰撞
　　城市和建筑是伴随着人类演进而发展的一对古老概念。建筑的出现先于城市，建筑通过时间和外力的压力积累形成城市。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为代表，这种原始的、自发的建造过程形成的是自然、和谐的建筑和城市关系。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起，城市建筑开始由自然发展转向有序规划。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形式主义，城市形态由城市中重要公建、广场和街道形成的空间结构体系来控制。建筑主要做为城市的构图元素存在，以街道立面为门槛，明确划分了建筑和城市空间。18世纪工业革命导致的人口激增、交通混乱、环境恶化等问题超出了古典城市的解决能力，促使着以“分区”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的出现，但是对功能分区的过分强调，违背了城市生活的具体和多样性，以昌迪加尔和巴西利亚为代表，无论单体建筑如何出色，却都掩盖不了城市环境死板枯燥和缺乏生气的现实。

　　现代主义之后，在新的社会、技术和人文背景下，城市和建筑出现了新的碰撞，新的建筑形式、新的建筑技术、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新观点的不断出现引发了更大规模上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人口、功能和文化前所未有的聚集，历史与场所备受冷落，仅以最小的程度被保留下来，新建筑拔地而起又轰然倒下；技术难题的解决、建筑高度和跨度的一次次突破并没有缓解城市的问题，到处充斥着“噱头十足（interesting）和单调乏味（boring）”；西方“铁人”时代崩溃以后，接踵而来的是空虚的“蚂蚁社会”，是一种彼此看齐的欲望自由的泛滥。个性、广告和商业娱乐的审美化导致“大街上的一切几乎总是正确的”。大众文化扯着“人性复归”的旗号，带来更多的是人性的扭曲，它浸泡着几乎所有建筑创作和评论，表面繁荣多样的背后是内容的贫乏、单调和趋同。

城市与建筑的理论发展
　　城市和建筑面临的困境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观点，各有特色却又各有局限和弊端：60年代丹下健三提出锁状交通系统和中核系统的概念，建立起了城市、交通和建筑空间有机联系和换乘的概念，对后来的设计实践影响深远，但是却与城市现状存在巨大矛盾，难以完整实现；凯文-林奇的《城市意向》强调人对城市的实际知觉感受；简-雅各布提出“有机复合”的概念，呼吁用小规模改造维护城市生活的多样性——这些人文主义者虽然着力唤醒人文精神，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缺乏可操作性。雷姆-库哈斯将城市与建筑的关系发展到了极致，提出了所谓“大”的建筑。与20世纪50-70年代采用三向度网架结构形成巨构建筑的设想不同，他用形式与材料不和谐的并置和联系松散的组件取代了标准模数化的舱体，体现着一种“拥挤的文化”。他认识并接受了巨型建筑和巨型城市的现实，坦言“即使是最具活力的建筑物的持久性和大都市的不稳定性也是不相容的。在这场冲突中，大都市无疑是胜利者。”超越了一定的体量之后，一个建筑就变成了“大”建筑，这样的建筑再也不能被一种单一的建筑形式所控制，甚至不能被任何建筑形式的组合所控制。这种不可能引发了建筑各部分的自治，但是和断裂成碎片不同，各个部分仍然效忠于整体。“大”建筑不再需要城市了：它与城市抗衡；它代表城市；它占领城市；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就是城市。”他认为在我们所处的城市——“广谱城市”，是“没有历史的城市，它除了反映当今的需求和当今的能力之外别无所是”，到处充斥着“垃圾空间”，“垃圾空间在设计中成长，而设计在垃圾空间死亡。没有形式，只有增殖……”。他将“拥挤的文化”上升为一种新美学，连同他的“享乐主义科学”一起作为设计追求的目标。毋庸置疑，库哈斯诚实地指出了我们的城市与建筑所面临的现状，认识到了技术、信息、社会、人口、经济和流动性对我们生存环境的塑造作用，前所未有的提出了建筑取代城市的概念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他的言论是使人震惊和具有开创意义的。

如何实现建筑与城市的渗透融合
　　基于对城市-建筑发展史的回顾和对各种理论的梳理，可以将当代城市背景下新的建筑创作原则归纳为：功能动态协调、流线高效渗透、形态有机契合和场所多元意义。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建筑创作纷繁多样的现状，进行这种梳理和归纳的意义和目的有二：

　　其一，在业内外树立健康积极的创作意识。正确的动机是成功的一半，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实质的问题，不是技术、经济或政治性的，而是人本身的问题，是人如何认识自身和与环境关系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西方理性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入侵，导致各个阶层盲目地向往现代化、国际化，将对本国家本民族的自信心降格为对技术和物质成果的信心。在一次次“胜利”和“征服”之后，被遗弃在自己创造的虚无的自由之中。历史和地域文化被制作成标本封存在城市中的某个角落，更广阔的范围内是匀质的雷同和芜杂。拆除“旧城”的举动不断进行。物质形态的散尽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没落，连同它的习俗、艺术和情感消失殆尽。城市趋同，触目所及都是单调的城市景观……认识的多元化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但是以多元化为托词，对理论和行为标准的放逐就是对价值观的放逐，建筑能“超越”固然好，但这不等于任性，不尊重历史、不考虑现实的想象力是简单粗暴的想象力，“任性”的建筑终将受到必然性的重创。

　　其二，以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指导建筑创作。在转变以往将城市与建筑独立甚至对立处理的方法，将城市和建筑作为一个动态有机系统重新考虑。从功能上讲，它应该是城市功能的反映和重组，是一种可以结合多种需要的动态开放体系，可以激发周边活力，不仅满足现时现事的要求，并为日后的调整提供余地；从流线上讲，它是城市脉络的延伸和节点，充分利用三维空间里网络的交叉和叠合，在高效服务的同时，提供像传统街道那样促成事件形成的有趣场所和机缘；从形态上讲，“大”的建筑并不被排斥，关键看它所处的地位和与周边的关系，巨构可以有多种形态表达方式，原则是能从视觉、体验、心理等方面与场地有机契合；从意义上讲，场所的概念必须被重新加以重视，因为它提供了城市和建筑存在的价值，它是促使人们行为、交流、文化和尊严形成的发生器，一座没有场所意义的城市或建筑和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一样不可想象。

　　现实也许是洪水猛兽，也许是铁板定钉，从来没有一个建筑师可以解决一切，但我们必须思考和询问一些正确的问题：文脉是否已经过时？是城市的问题还是建筑的问题？先解决城市还是先解决建筑？建筑与城市能在多大程度上互换？